每位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的学者，都会在报到的当天，得到一本蓝色封面的小册子。在小册子的首页，印着这样一行话：
“东亚正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费正清中心所做的，就是力图同这个速度保持一致。”
来自国内的学者，一进入“费正清中心”的学术生活，便强烈地感受到那里学术活动的活跃与快节奏，并为这里举办的众多的“赛米那”所兴奋和吸引。
“赛米那”是英语Seminar的译音，意为学术讨论会，专题讨论会。它的形式较为灵活，规模也同正式的大型学术会议有别(英语中称大型会议为Conference)，是一种学术机构内部比较经常的，对有价值的课题做出较快反应的学术活动。它所体现的交流性、参与性和热烈气氛，使它成为美国大学中一种非常普遍的学术研究方式。与之相近的还有一种叫“Workshop”的研讨会，其形式更不拘泥，内容也与现实题目结合得更紧密。在“费正清中心”，由这两种讨论会交替频繁举行所形成的“小气候”，伴着楼厅中贴出的五颜六色的“赛米那”告示，的确让人感到中心大楼里“色彩斑斓”。
抄在下面的是1997年1月新学期开始至5月底学期结束，“费正清中心”举行的若干重要“赛米那”的题目及其主讲人：
1月14日，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题目：“回望文化大革命”，“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主讲人：威廉?辛顿。
2月27日，“费正清中心”当代亚洲系列研讨会。题目：“亚太安全的原则：一个美国观”。主讲人：克特?坎贝尔(助理国防部长)。
2月20日，“费正清中心”Workshop．题目：“邓小平的逝世与评价”。
3月7日，“费正清中心”当代亚洲系列研讨会。题目：“从战略上理解中国：是否可能?”主讲人：唐纳德?扎格利亚(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3月l7日，东亚学术讨论会。题目：“邓小平后的中国领导人”。主讲人：威利?莱姆(《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
3月l8日，新英格兰学术讨论会。题目：“重评《发现中国史》”。主讲人：保尔?科恩(威利斯莉学院教授)。
4月4日，“费正清中心”当代亚洲系列研讨会。题目：“中国和印度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主讲人：布莱姆?加亚(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4月25日，“费正清中心”当代亚洲系列研讨会。题目：“中美防御关系”。主讲人：科尔?艾肯伯利(国防部中国事务高级官员)。
5月7日，新英格兰中国系列研讨会。题目：“以中国为例解析‘文明冲突论’”。主讲人：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这些事先确定的题目之外，按惯例，这里每月都要举行一次workshop，题目就叫作“当前中国形势讨论会”，以追踪中国事务的最新发展。
从这样一张简略的日程表上，我们不难体会“费正清中心”学术活动的繁忙(这里还不包括“中心”主办的大型会议)。但事实上，“中心”专职工作人员只有7人。除主任、副主任和图书馆负责人外，其余便是财政主管、行政助理及秘书。那么，是怎样的力量使“费正清中心”运转起来，组织出这样丰富多彩的“赛米那”呢?
其实，在哈佛人自己看来，这并非秘密。因为除去在组织结构上由12位有名望的学者与“中心”主任组成“行政委员会”，决定重要政策，作为“中心”的“大脑”外，人们已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形成强大的传统。就是说，人们已经把参与“赛米那”，思考“赛米那”，在“赛米那”中形成自己的学问，视同生活的一部分。
事实上，“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办起来并不费力。会议室是现成的，参加人员不限，只要有兴趣，任何人都可择席而坐。另外，也无需什么客套，主持人简略介绍某某，主讲人便开始宣读自己的观点。接着即进行提问答辩。整个“赛米那”不过进行一个多小时。再有名望的教授，会议一结束，也是提着自己的公文袋，或驾车或步行释然离去。我想，这种不拘形式礼节的办法，也是“赛米那”办得顺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对于学者们说来，想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讲坛上来主讲“赛米那”，也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先，你的论题要新，要有意义和价值；其次，你确实要对你所论述的题目深有研究，发别人所未发；最后，你还要有点名望。
就我所参加的本学期举办的“塞米那”而言，以下几类论题被安排得最多，说明它们是当前“热点”：1．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改革；2．现实中的中美关系；3．中国的最新发展。
尽管我对现实问题的兴趣不如对历史问题来得强烈，但我承认，对现实问题的讨论，确实能使我得到许多重要的信息和启发。
例如，现实中的中美关系，不仅在美国政界，即使在学术界，也划分为基本的两派，即主张“接触”和主张“遏制”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它并不是一个扩张的力量，并不会对美国及其他地区构成威胁，因而是“保守”的力量。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与中国保持接触。后者则坚持那些我们已经听惯了的“老调”，主张对中国“遏制”。在这当中，老教授扎格利亚先生的观点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在谈到美国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恐惧时说，一般说来，在世界格局中，老的大国强国总是对新的强国的出现表示担忧，担心新的强国对它的挑战。对它们说来，这种担忧总是导致在政策上的对抗倾向。我深信，老教授的话极具历史感。
在美国学界颇有知名度的哈佛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近年以他的“文明冲突论”又一次引起学人的瞩目。然而，在“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上，我却认为他的论述并不成功。亨氏说，冷战后世界的政治势力越来越明显地由不同文明背景的主要国家所代表。西方文明仍是未来世纪中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会不断遭到代表其他文明的势力的挑战，比如说伊斯兰文明在政治上，中国文明在经济上的挑战。亨氏认为，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易于相互理解与信任。它们在价值观上有重要的相同之处。而试图改变或融合不同的文明却很困难。其他文明在抵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正更进一步确立自己文明的性质和特征。随后，亨氏开始以中国为例来解释“文明冲突”。
他讲了中国与伊朗的关系，讲了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更着重讲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我发现，亨廷顿先生并没有用“文明冲突”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关系，而是重复着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概念。当他以更直截了当的语言陈述说，中美之间目前在人权、军售上的争议，仅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而实质在于，美国对中国将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表示担忧，因为，美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不希望东亚被唯一一个强国所支配，那样，美国将不得不同那个强国发生冲突。推演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不论“文明冲突”也好，“东西方冲突”也罢，说到底，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正如150余年前的鸦片战争，既不是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国试图为中国灌送自己的文明，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人不得不奋起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也不是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仅仅为了不同源的文明从西而来，便舍去一切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地同这种西来文明的拼死搏斗。鸦片战争的实质，恰恰不在于“文明冲突”，而在于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一个民族试图对另一个民族所实行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意义上，亨廷顿先生强调美国在东亚有自己的利益的解释倒也并不错。此外，“文明冲突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明显反映出“后冷战”观念的某种特征——寻找“新敌手”，制造“新敌手”。这真是“思想者”的悲哀。
每当我走出中心大楼，回想刚刚结束的“赛米那”给我的启示时，也会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同事们。我相信，繁荣学术的方法，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不仅应该有充分的学术民主，也应该有保证学术民主的形式。在这一方面，“费正清中心”的“赛米那”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